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是中国经济力量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主要载体，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盛衰。和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来提升政府效率一样，通过持续而有效的战略管理创新来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是扩大改革开放成果、使中国早日成为现代化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正是鉴于此，建设创新型国家业已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策。日前，带着如何增强中国企业在战略管理方面的创新能力，如何推进中国企业增长模式转型等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谭力文先生。中国企业近年来业绩不菲，但其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及环境问题亦更为凸显，
中国经济时报：您是研究战略管理的，能否从战略管理的高度就中国企业的发展现状做一个判断和评价？
谭力文：好的。我们应该看到，经过近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在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工业增加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１１．６８％，从２００２年的４７４３１亿元人民币增长至２００６年的９０３５１亿元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达到２４．１８％，从２００２年的４３，５００亿元人民币增长至２００６年的１０９８７０亿元人民币；进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２８．３４％，从２００２年的６２０８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０６年的１７６５２亿美元。
２００６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７９７５２亿元人民币，比２００５年增长１６．６％。
相关分析表明，有１５０３家上市公司披露了２００７半年报，扣除掉无期初同比数据的３２家公司，１４７１家公司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０．１９元；如果剔除新股因素，则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为０．２２元，比去年同期的０．１３４元增长不少；１４７１家公司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总收入３５７３８．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５０％；实现营业利润４６０３．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６５．９１％；实现利润总额４６８７．３０亿元，同比增长６６．７８％；完成净利润３１９１．３８亿元，同比增长７０．７８％。上市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７．８１％，比去年同期提高了２．７个百分点。中国颇具代表性的上市公司的良好业绩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企业的运行状况。
国家统计局全国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二季度，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为１４６．０，分别比一季度和上年同期提高６．３点和１０．１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而全国企业家信心指数继续置于景气高位，为１４３．１，高于一季度和上年同期，有４９．８％的企业家对所在行业总体运行状况持乐观态度，４３．５％的企业家认为变化不大，表明多数企业家对当前及未来宏观经济发展仍保持良好的信心与预期。
客观的业绩和主观的预期，从两个方面大体反映了中国企业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和进步。
中国经济时报：您能否再对中国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做一些分析？
谭力文：应该看到，中国企业目前的增长是抓住和顺应了当今世界产业转移的全球经济发展机遇，但在取得重大增长与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也可称为学费吧。例如，市场经济的一些负面效应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造成的浮躁、急功近利现象日益突出；财富积累方式存在的一些问题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日渐扩大；外延式的增长模式依然是企业发展选择的主要方式；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等反映社会不够和谐的问题逐渐显现，甚至还在进一步积累与加剧；等等。
中国企业目前的增长模式必须立即改变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社会不和谐的问题、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日趋严重，您能否进一步分析一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谭力文：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从企业层面上看，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增长方式的选择。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企业目前的增长模式必须逐渐改变，甚至必须立即改变。
中国经济时报：这是为什么呢？
谭力文：我们看看数据，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谈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时曾讲到，在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需求方面，没有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比得上中国。中国在２００５年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令人瞪目：铝５０％、铁矿石８４％、钢材１０８％、水泥１１５％、锌１２０％、铜３０７％，而镍更是超越了３０７％的增长水平。我们再看一些现象，在中国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其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劳动用工问题、产品质量问题、商业欺诈问题等也在迅速增长，国人对此已难以容忍。这些问题甚至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存在，而它们能够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好的增长环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前面讲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顺应了当今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但在接受、参与这个机遇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寻找适应中国自身大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时报：这应该是您依据战略管理理论分析得出的一种看法吧？
谭力文：是的。战略管理理论告诉我们，战略分析的关键在于通过对研究对象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科学分析，去制定正确的战略。我在一些场合多次讲到，对当今世界发展格局（外部环境）和中国国情（内部条件）的认识都可以分别用三个关键词进行描述，其中，当今世界发展格局可以用“知识”、“ＩＴ技术”和“国际化”三个关键词概括，中国国情则可以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三个关键词进行描述。“知识”是对当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总称，也是对当今经济活动中关键经济要素的概括性描述；“ＩＴ技术”就是数字化技术及其他围绕数字的传输技术，它是新阶段知识实现的重要途径和集中表现；“国际化”则是对当今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大趋势特征的描述。“社会主义”是对我国基本政治属性的定义；“发展中”是对我国目前或较长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特征的描述；而“大国”则是对我国幅员、人口等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经济总量的描述。从字面上就不难看出，这两组、六个关键词不仅体现着发展的机遇，也隐含着发展的矛盾与冲突。
在中国企业发展的前沿上必须做到“融入与提升”
中国经济时报：基于以上分析，中国企业发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呢？
谭力文：正如前面已经讲到的，中国企业发展战略选择的核心在于中国企业增长模式的转换，用更为直白的话讲就是，在中国企业发展的前沿上必须做到“融入与提升”，在中国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实现“夯实与发展”。“融入与提升”是指中国企业必须参与国际化竞争，同时在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过程中提升自我；而“夯实与发展”则是指中国企业在自身竞争力培育的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打好基础，寻找新的增长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请您先谈谈“融入与提升”的问题。
谭力文：“融入与提升”的提出是基于前面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之间存在的协调与冲突的分析。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依靠的一股强大力量来自经济全球化，但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来看，其提倡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我们强劲的竞争对手——发达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是为了释放它们超过本国需求的生产能力，为了获取更为廉价的经济资源，为了更好地利用它们所拥有、所控制的经济资源——知识而掌控重新安排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经济要素以及进行全球市场分割、调整利益分配的能力和主动权。进入２１世纪以后，企业竞争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知识要素和ＩＴ技术的影响下，国际分工已明显地从依靠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的传统产业间分工转向按竞争优势理论构建的价值链分工。一国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的产业或特定的产品上，而是反映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据的某一个环节甚至就是某一个创意、某一个工序上。
例如，不久前，有人分析了美国苹果公司所创造的产品ｉＰｏｄＶｉｄｉｏ３０Ｇ ，它在美国售价为２９９美元，中国作为生产国，组装的单位成本只有４美元，但从中国出口到美国，该产品产生了每台１５０美元的贸易逆差。分析结论是，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商品的制造商和产地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制造过程早已打破了地理、政治和关税的藩篱。苹果公司成为整个ｉＰｏｄ供应链最大受益者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ｉＰｏｄ的制造者，而是ｉＰｏｄ的创造者。显然，在价值链细分的基础上，任何想生存、发展的企业都只能根据自我的核心竞争力和资源优势，在价值链上寻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然后利用自己的优势努力地向下或向上延伸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中国企业的期望，但这是容易做到的吗？
答案十分清楚，这种延伸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会利用自己多年累积的科研实力、品牌优势牢牢地把握附加价值丰厚的价值链上下端。我们更需要注意的是，随着知识要素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显现，发达国家的企业普遍祭起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帜，将知识产权作为知识商品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封堵。这是一个很难逾越的壁垒，因为除了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强有力的投入以外，知识产权围绕着知识构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关联体系。
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企业，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走的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道路，我们的的发展道路因政治特质的不同而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在日常的经济交往和纷争中，我们不难发现，出于种种原因，发达国家在充分享受中国廉价商品和中国庞大市场双重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却始终希望将中国的企业控制在全球价值链附加值微薄的低端，不让或延缓中国企业从它们那里获取可能导致产品升级的技术，不让中国企业分享它们的科学技术成果。面对这一简单、直白的道理，中国企业应该有更需艰苦奋斗的准备，也应该知晓不能简单模仿、照搬一些制度与企业发展模式，而更需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坚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道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个问题便是，我国政府提出的自主创新决不会只是一时的国策，它将与我们所选择的社会制度长期并存。
这就是我认为的，在中国企业发展的道路上，不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是放弃发展的机遇，但在融入中不积极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不积极地提升自我创新能力，将会断送发展的前景。
在中国企业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实现“夯实与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请您再谈谈“夯实与发展”的问题。
谭力文：“夯实与发展”是中国企业实现增长模式转换应该思考的第二方面的问题。近来，在国际上，有将中国产品妖魔化为“问题产品”的现象，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十分复杂。这里面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也有中国产品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公民，确实经常会为自己吃穿用的许多假冒伪劣产品而不放心。在与企业多年交往的过程中会发现，我国不少企业将自己的战略关注点放在政府上、政策上，津津乐道地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理解为“政治经济学”，热衷于钻政策的空子，迷恋于“资本运作”、“财务杠杆”，而没有也不想将注意力放在企业研发、投入以及加强企业基础管理上。在一些企业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到，其企业管理水平甚至低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的水平。
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几百年工业文明相比，我们的现代工业生产仅仅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的市场经济甚至仅有１０余年的时间，因而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文化、观念与意识需要转化，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而这些问题相对技术、设备而言，都是更难解决的软问题，而它们恰恰又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甚至被有意淡化。这就造成了企业管理的薄弱，也为质量低下的产品和服务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缺乏现代工业文明的意识和能力。在这方面，除了企业要充分认识并自觉、有效地实现经营模式的转化之外，中国政府也必须科学地调适中国企业运行的环境，例如加强环境保护，严格实施用工制度，科学、合理地计算土地、资源使用成本，严肃市场监管，严查违纪违法的经营手段，这都会有助于企业夯实基础，实现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这就是我认为的，在中国企业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深练内功，注意企业经营模式转换的内涵。否则，中国企业会日益自我恶化经营环境，并妨碍自我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与建设。当然，这种宏观与微观管理方式的转变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问题的造成不仅仅是传统经济运行思维惯性的延续，其间也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一些经济特征，甚至就是规律。
实现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的根本出路在于个人、企业、社会及政府的全面再造
中国经济时报：您上面谈到的一些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之所有存在这些问题，既有技术层面的因素，也有观念、意识方面的因素，更有机制、体制方面的因素，解决起来谈何容易。
谭力文：是的，以上的问题其实不少都是老问题，只是以新的形式表现得更加突出与尖锐。我记得１９９４年德鲁克访问日本时，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德鲁克开出的治理药方很简单，即，日本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知识工人的管理问题。日本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之一，如果要维持这种领导地位，决不能仅靠创造性模仿，而必须逐步实现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办法在于全面再造，即个人、企业、社会及政府的再造。
虽然这是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德鲁克开出的治理药方，我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提升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双向影响的进一步增强，这些治理意见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专家简介
谭力文，四川省成都市人，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出生。１９８２年２月毕业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电机设计与制造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学院进修学习，后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攻读西方经济思想史专业西方经济学方向博士学位，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武汉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与武汉大学ＭＢＡ教育中心主任，现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企业管理学科负责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企业战略管理研究所所长。社会兼职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副理事长，湖北省社会科*合会副秘书长，武汉市政府参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管理理论、战略管理。曾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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